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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点] 张文木:“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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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2 17: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文木:“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作者:[url=]张文木[/url]发表时间:[url=]2013-05-07[/url]评价得分:[url=]1分[/url]查看评论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这个国家隔几年发表的各类白皮书和各式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认可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做出必要的判断。


希拉里推行的“战略东移”未“达标”


  201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谋利的外交选择。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是美国在中东由军事失败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缺乏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比照苏联解体的经验认为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由此便有了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希拉里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茉莉花”运动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中国却碰了壁。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高调宣布要将60%的海外军事力量“移师亚太”,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可几年下来,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


二战后美国政治出现“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


  我们说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是一场春梦,就要对其进行梦的解析。这要从美国政治结构及其决定的外交走向说起。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被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心脏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且长时期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在他卸任总统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艾森豪威尔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美国当时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与华尔街狼狈为奸的军工财团需要的是军火生意,而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就必须迫使白宫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直至战争。

这时的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今天美国已失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前阵子,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拉动民生领域的生产,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在华尔街扣除后经白宫财政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衰落严重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美国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脱离了国民劳动、直接转换为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行保证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以美国国民生命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力量。2011年,美国国民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中东既是美国安全的基点也是终点


  国际政治学者梁亚滨谈到石油美元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时说:“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控制世界富油区的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财团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从而最终保证华尔街金融资本在美国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其掌握在手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国并使其成为华尔街谋利的工具。

将国家生存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结果便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国,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经过若干次摇摆后美国可能重返中东


  了解了美国政治结构,也就清楚了美国“战略东移”的本质,从而可以预判美国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因为华尔街财阀们还指望中国发生他们希望的政治变化。但中国的发展与他们希望的前景日显南辕北辙,其间中国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让他们沮丧。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在美国某智库发表讲话称,“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最后悔的用词,甚至传出今年奥巴马将叫停“转向亚太”战略;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中国的“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

  最近美国跟塔利班的接触以及美国国会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日高的现象,透露出美国外交再次向中东偏斜的征兆。美国所谓“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谁执政并不重要。事实上,白宫目前的咄咄逼人的表态解决不了美元疲软问题。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如果在中国无机可乘,美国只能重返中东。与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所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回归到尼克松和老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的策略: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了呢?决不能这样认为。华尔街金融资本(而非美利坚民族)这只“狼”在中国周边转悠,只能说明它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这个目标。它还在等待时机。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最关键的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的,因而决不能淡忘的血写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就有了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如果我们再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新世纪国际斗争的主动权。

  如果我们明白了美国的政治结构,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

  如果我们把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我们就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与华尔街金融资本区分开来,我们就会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外交就会避免出现“左”或右的失误,如此这样,就会将我们的事业推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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