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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 胡文辉谈民国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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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7 2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



“民国范儿”现在是个很流行的词,一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不由自主地带着仰望的态度。胡文辉先生所著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对民国以来的人文学者的成就均有评骘,在他看来,“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更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而从学术、历史的角度看民国学人,还是平视为好。



  在您看来,与现在国内的学术界相比,民国学术界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水准高于现在,其优秀之处表现在哪里?

  胡文辉:因为学术背景的原因,从古代一路传下来的学术传统在民国时并没有中断;同时,民国学人很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甚至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比我们现在更直接。我们现在一般要读完本科才会去美国继续深造,而民国的很多学人可能在高中时期就出国了,接受的东西也比我们直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至于其他的,倒不一定是他们的特别之处,比如有天赋的人、勤奋的人,什么时候都有。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凡例”中曾说过: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这算是我对民国学术的总体看法。


  还有一个因素。那个时代处于现代学术建立的开创期。我曾说过,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世纪”。那些学人受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在本土创立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在这种条件、环境下,肯定能贡献更多。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学术什么都是空白的,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似乎都可以填补空白。现在要想填补空白就很难了。


  现在一谈到民国知识分子,就有种仰之弥高的调子,这是不是合理呢?

  胡文辉:我们对现在的学术状况不满意,所以会觉得以前的好,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古人所谓“凡人之情,重古而贱今”嘛。很多学者在回忆民国的老师时,总是一种仰望的态度,很容易有把那个时代神化的倾向。其实对现状的不满哪个时候都有,比如陈寅恪在1929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很差,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个年代倒可能是最好的。(当时的学界,也许某个学者并不比日本的差,但是日本十九世纪就学习西方,现代的学术建设比中国早。所以当时陈寅恪会那样说。)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不是一无是处,现在看起来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如果过几十年再看,现在一些好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只不过现在信息太杂乱,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里面提到,学生回忆老师,可以说有三派:仰望派,平视派,俯瞰派。一般来说,仰望派最多,但我最欣赏平视派。我写《现代学林点将录》时,对那些学人可以说就是取平视的态度,不会把他们看得很高,对好的东西我会说它好,对坏的东西也说得很刻薄。


  在学术圈之外的人谈论起民国学人,会更看重他们的个性、精神气质等,那时的学人在气质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胡文辉: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者神化了,他们的行为自然就成有个性了。其实现在的学者,说起来也是有个性的,只是当我们跟他的距离太近,我们不觉得他的学术水平达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值得去说。就像明星,对于他的粉丝,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有个性、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某位学人。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大师,那么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有个性的,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果觉得他够不上这个档次,就根本不会注意他。


  现在要把民国的学人向大众介绍,很自然地就会有点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如陈丹青的一些谈话和文章,岳南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之类,还有邓康延搞的纪录片《先生》等,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用的是比较煽情的写法,比如“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类。这属于大众文化的范围,其实无意识地是把这些学者、大师当成明星来包装、叙述,从通俗文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应该对这种倾向保持一点距离。


  现在的学术水准,是没有达到民国时候的高度,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现在没有学术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说“再无大师”这种话,对现在做学问的人未免不公平。


  我注意到,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只有邹衡、裘锡圭、汪宁生这三位大陆学者是1949年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是否意味着在大陆有一个明显的学术断层?

  胡文辉:这个断层很明显,是不用强调的了。我在《点将录》中提到的余英时、唐德刚、何炳棣先生是1949年之后在海外成名的。比如余英时先生,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49年之后,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还是陆续传下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觉得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陆学界,除了史料以及考证上的著作,其他没有多少可看的了。而且会有个印象,那时中年一代的学者没有太大的成就,要么是民国时已经冒出来的钱锺书、沈从文这些老先生,要么是吸取了新风气的年轻一辈。而中年的这一代中,李泽厚算是特例,像他这个年纪的,多数人没有留下什么学术成果。李泽厚出道比较早,相对比较突出。但即使是他,也不是那种基础很雄厚的路子,他有大的眼光,但是从现在的学术状况来看,他也不太合乎现在的要求了。


  要是单纯从学者的数量上来说,民国时期肯定不如现在多,但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准肯定比我们现在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国学术的人,肯定没有中国多,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很高。民国的学术群体与以前的学术传统有很多关联的,所以做文史研究的人,似乎有着一个学术共同体,平均水准比现在高得多。(其他的学科,如社会科学、理工科等,传统的影响就相对小得多了。当然,理工科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杰出的也很多,冒出来很快。)传统不是说对某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很直接的作用,只是从整体背景来说,传统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取向,在文史领域,过去的积累比较多,就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民国学术圈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剽窃的阴暗面,您能介绍一下吗?

  胡文辉:阴暗的东西肯定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出现,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坏的东西出现,原因应当都差不多。


  我曾写过文章,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都说过他是抄了自己祖辈的东西,考虑到刘师培只活了三十六岁,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有个方壮猷,曾以个人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至少后一篇是抄日本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对东西洋的学说有不少生吞活剥的地方,近代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过(比如邬国义先生专门出过一部专著,作了细致的文本校勘)。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曾沿袭前人的见解,而没有说明出处。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也有不少内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启超那些名著的。还有,余英时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白寿彝却也指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剽窃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窃连环案。


  当然,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没有那么严,像钱锺书,他一般不提近代学人的名字,有时参考了也不加说明,这可能与他自己写作的体例有关,但至少属于不够规范。而他的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直接抄了别人的不少东西。


  任何时候的学术都不是一片净土。从剽窃这个问题,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民国学术界,不必将它神化。


  王国维、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人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那时文化保守主义兴起造成的,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觉得可以分出不同的线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重新发现王国维、陈寅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其实说是重新发现的,这是学术史本身的规律,是理所当然的。“国学热”则是另一条线,有些人有重合,但是热起来的原因不一样。王国维、胡适这样的学者,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主流,大陆重新承认他们的成就,是很正常的;但像章太炎,我觉得就不一样,现在已没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样做学问,不合乎学术的规范,他热起来,应该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跟“国学热”有关。我们看胡适的著作,还可以照胡适的方法做学问,但是看章太炎的东西,像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没法毕业。像陈寅恪,他热起来,也是有不同的线,不同的背景,纯粹的史学是一条线,“国学热”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条线,还有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方面,也是一条线。


  民国时代的学人整体上的风格来说,与现在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胡文辉:风格上来说,更重文史,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传统不能说完全断了,但是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八十年代以后是另一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引进西学成了主流。


  民国时期,胡适、陈寅恪这些影响最大的学人,在国外学习之后,回国还是做中国的学问,树立出了典范。直接将西学引入中国的也有,比如严复,但是严复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学术界,而是思想界,他是以翻译为主。


  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很红的一些人,就是立足于翻译西学。刘小枫、甘阳、秋风、邓正来等学者,他们翻译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都因为有翻译这个背景,所以在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反而是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多少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我感觉,现在直接译介西学的学者,比民国的时候影响来得大。民国时从事翻译的学者也很多,但是翻译归翻译,要树立学术地位,还是要靠自己本身的研究,可以用西方的治学方法,但是领域、材料都是中国的,这样才能发挥长处。现在则不然,只要是搞西学的,在学术界就会有特别的影响力,甘阳就是典型,刘东也是(当然,我不懂外文,阅读西方著作,完全是受惠于翻译,我个人很感谢搞翻译工作的人。这里我说的是目前学术界的风气)。也许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比起民国的时候,学统已经断了,少了自信力,所以只能跟着西方人的后面跑。甚至于中国人最有优势的领域,也要跟着西方的汉学家跑。


  相对来说,现代大陆的学人,我觉得达到第一流的,比如列入《现代学林点将录》的裘锡圭、汪宁生等几位,从事的领域都是相对比较冷僻的,更接近绝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受限制。海外的余英时、许倬云先生有西方学术背景,汲取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但传统的素养也很深,自己做的东西也很好,同时“能量”也很大,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学者我觉得在大陆应当没有。余、许两位应该更多保留了民国学者的风范。如果大陆有他们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重心。


  具体对“民国范儿”这个词,您怎么看?

  胡文辉:我觉得陈丹青说的“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能起到一个文化启蒙的作用,还可以说是对当下现状的一种批判,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但从学术角度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民国学术圈肯定也有很多问题,何况那是一个战乱的时期。我们现在把民国的知识分子说得那么神,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个运动下来,几乎所有人都抵挡不住。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出了很多文化上的大家,可是中国就几乎没有,这个余英时先生已指出过。当然,这跟中国的政治作风有关,苏联更倾向于通过秘密警察,中国则倾向于通过群众运动,思想改造此起彼伏。不知道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范儿”再厉害,也经不住几次运动,经不住思想改造,经不住反右。


  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怀念贼》,从“民国范儿”这个角度看起来,意思就是,当年的土匪、强盗也有“民国范儿”。结尾我说:现在许多人动辄怀念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过去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为了抢一点东西就拍头斩手的年代,我们是不是也该怀念过去的贼呢?总之嘛,讲“民国范儿”无伤大雅,但应当保持一点分寸。


  现在也有人批评“民国热”,并说“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您是否赞同?

  胡文辉:“民国热”是过头了,泼点冷水,也是合理的,但是泼冷水也不必过头。我取中庸之道。民国的时候战乱很厉害,当时的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比起现在也很低,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嘛,这个谁会不知道呢?但“民国热”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主要是仰望那些民国人物,那种风范,你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很糟,就说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也很糟,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用这个理由来否定“民国热”,有点不切题。就像春秋战国也是个很糟的时代,但谁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思想文化是最辉煌的。


  而且,民国时候的糟,很大程度是因为战乱,因为技术水平,是外部的问题,是不可抗的;但我们现在反而是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掩盖了这种糟。我们对民国不必美化,但对现实总应当有批判精神。


来源:东方早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4/21/983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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