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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点] 吕万和:100年前中国为什么总是输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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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8 1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出日落》(上篇)读后

吕万和,原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日出日落——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这本书的作者郝一生,是我在日本所担任所长时代的年轻学者。这本书完成之前,他就在电话里对我感慨:“东亚近代史静静地躺了100多年,今天又被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翻腾了出来。

近代史,不论是中国近代史还是世界近代史,基本脉络似乎早已清楚,大多已盖棺定论;个中渊源、逻辑也早就争议不大,稳稳地放在教科书里了。然而,《日出日落》一书读后,却让我有了新的感触:近代史还有这么多如此重大的背后逻辑,有待我们发掘。

100年前中国为什么总是输给日本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0-1856)后,中国挨了三次打,朝野上下却极少震动。而日本以中国为鉴,迅猛觉醒。此后,日本冉冉日出,晚清步履蹒跚日落,两国的差距迅速扩大。二、三十年间,中日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其深层根源何在?

著者认为,1894年甲午战争军事上的战败,根源在于中国清末工业投资的规模,落后于日本11倍;而中国工业化投资乏力的根源,又在于“应激压强”的差距——清末中国社会受到的外在压力比日本小24倍。

何谓“应激压强”?著者定义:外来压力大小和时间的乘积(SP=Stress Pressure),SP=人均进出口额与人均GDP之比。或者说:特定时段期间突然增加的进出口额,与同一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就意味着每个国民对外压的痛感。

著者搜罗数据,核算当年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和GDP总额,指出日本的SP: 1859年为0.14,1963年猛增至1.56,1867 年更高达6.56,八年之间增长大约47倍!

而中国的情况则迥然相反,1843年开口通商后,中国的“人均压强”只有0.10,而且其后十五年间(1843-1858年)几无变化。中日两国“压强”的差距高达23.4:1。即日本的“压强”相当晚清中国的24倍,不立则亡的生存重压下,导致同期日本的人均工业化投资规模则是中国的110倍!

开港后痛感生存压力的日本,激发出超常的活力。老大中国则迟钝不前,举步维艰。难免马相伯先生痛切:“我是一只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日本开港通商后,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剧烈的阵痛对加速改革,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

1859年开港后至1867年,日本贸易额的增长简直是一次海啸。八年之间出口额增长47倍;进口额增长36.1倍。外国商品大量涌入,长期锁国的日本经济迅速瓦解。价廉物美的棉花、棉纱,迅速摧毁日本的手工纱和织布机。为了平衡外汇,日本大量出口生丝(约占70%)、蚕卵纸(蚕种)、茶叶。由于国际市场比价悬殊(特别是金银比价),加上不平等条约(税率)的约束(日本无法保护国内市场),大量物资和黄金外流,物价迅速暴涨。1858-1867年,生丝、大米、大豆、菜籽油等等暴涨3-5倍。外国商人和国内中间商,利用金银差价,转手之间,赚取大量白银,买入丝绸、大米、陶瓷,销往国外,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国内市场甚至将军幕府连穿衣吃饭都出现问题,不得不急着颁布《江户五品迴转令》,试图确保自己的基本生活供给。

正是这种剧烈的阵痛,加速了原始积累和资本积聚。催生了日本的产业革命。进口纱布的涌入,迫使日本引进纺织机械。始则官营示范,继则鼓励民营。1889年,大日本纺织业联合会成立,日本纱迅速凌驾进口纱。丰厚的红利,吸引华族资本和商人资本投资近代产业。从银行、地产、纺织业,扩至铁路、矿山、海运,掀起产业革命高潮。1873年公布国立银行条例,民间商业资本和华族资本相继组建了各式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三菱公司,十多年后,就与英、美轮船公司展开竞争,迫使后者从横滨、上海航运线上撤离。1891年,全长500多英里、贯通南北的东北本线(商业清森铁里筑成)。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明治政权的海防和军事工业迅速加强。

反观清王朝,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社会之所以“平静如水”,就是进出口量毫无变化、甚至微有下降。人均进出口量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究其原因:一是“穷人买不起”(土布更便宜,穷人买不起洋布,富人讲究穿丝绸不穿棉)。二是,“太平天国”烽火连绵,疮痍遍地,加重了民间的绝对贫困。三,清王朝官府垄断、拒绝正常贸易的闭锁体制。走私泛滥,贿赂公行,大量财富流入私囊。1846年,厦门一地,走私约占13%。西力东渐,强敌逼近,清统治者故态依然。康熙24年设立的广东十三行,乃是官府垄断的“牙行”。进口商品主要是珠宝之类,供皇室王公贵族恣意奢靡。

日本为何能有如此高度的积累?来自超常的“活力”和强势中央集权。高喊“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集团,实则双方都竞相“师”夷,结盟订约,出访留学,聘请教练,输入军械,充实军备。当时,日本下级武士中的倒幕派,如果坚持“攘夷”,其结局与晚清王朝不会有什么区别。

下级武士之子福泽谕吉(1835-1901)是鼓吹“师夷”的典型代表。所著《西洋事情》(1866-69)、《劝学篇》(1872-76)、《文明论概论》(1875)风靡全国。

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刚一出版,日本立即觅购传入,翻刻译注刊行数十万本,几乎人手一册,“师夷”之说不胫而走。在晚清中国《海国图志》刊出后,大都被束之高阁,或者盖盖菜坛子(“束阁复瓿”,梁启超语)。不过几年,竟然绝版。

有必要指出: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锁国”与明清专制持续三百年的“海禁”,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德川幕府的“锁国”,其实是“半锁国”。它禁止各藩私通外国。禁止日本人和日本船只出国,出国者不准回国。同时,幕府则牢牢地垄断海外贸易和情报,并没有闭目塞听。长崎一直对荷兰进行有限制的贸易。荷兰商馆必须向幕府呈送“和兰风说书”、提供海外情报。幕府很重视翻译西方图籍,设有翻译机构。由此培育了“兰学”(经由荷兰文传布之西学)。开港前后,兰学迅速发展,对革新势力的形成及其所领导的倒幕、维新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清两代的海禁却不仅禁闭人民,统治集团自身也闭目塞听,拒绝呼吸任何海外新鲜空气,导致全民族对国外先进文明的麻痹。

日本的“倒幕派”高举“尊王”大旗,拥戴天皇,其实质则是“绝对主义”、“高度集权”的“中央强权”。这个新政权,排除保守集团的干扰,派出空前庞大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制度。

新政权“鼎新革故”,精密策划,有步聚地诱使藩主“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同时“设立华族”,发行秩禄债券,把藩主、贵族、高级武士变身为大资产阶级。颁布各项法令,废除一般武士的特权。废除了“幕藩体制”(封建领主制)。与破除旧体制紧紧相随,推行“地价地税改革”、“松方财政”等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建立了近代军事、教育、金融、法制体系。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税权”“法权”,维护了民族独立。

新政权“维新”的目标非常清楚:集中权力,加速积累财富,扩大投资规模。由于目标清楚,新政权对幕府的将军、幕臣,对自身内部的的保守势力和反对势力,都相当宽容,力求减少改革的阻力。虽有战乱,总体讲规模不大,社会财富损失极小。诸如江户“无血开城”、幕臣继续任职,有才识者拔擢重用。免除西乡隆盛叛乱“贼”名,承认其旧勋、宣扬其私德等等。

其结果:甲午战前的1868-1894年,日本的投资总额高达6.31亿日元(约合8.6亿美元)。其中大部用于军备;清王朝1840-1894年间的投资总额却只有区区0.77亿美元!

工业化不足导致军备不足,最终决定的国力才导致了清庭惨败甲午。

《日出日落:解密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 》

颠覆近代发展史观,展露“突变”深层逻辑,解密甲午惨败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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