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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苗实:许多经济学前辈阴差阳错进入了经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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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3 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十年前,由于在宝鸡文理学院旁边的中山书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突然看到了高鸿业教授领衔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就觉得相当有趣,想不到灵敏的价格机制竟然可以优化配置资源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竟然是通往繁荣之路以及如此宏大的国民经济竟然可以通过图表来表示甚至推导分析。可以说,我十分幸运,从那时起,就一步一步地踏进了经济学的大门,整整二十年努力下来,我已经有著述2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改革转型如是说: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学术人生沉思录:读书人原来这样》《现代达摩独自悟:学思只说家常话》。现在这个社会,信息开放了,大家上网一查,就可以了解到经济学专业的情况。可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信息那是相当闭塞,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经济学是啥。所以,当时不少人都是阴差阳错进入了经济学界。前证监会主席肖钢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他曾自述志愿是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中文比较吃香,自己也比较喜欢中文。但因为成绩不够好,当时高分是哲学、历史、中文的,财经学校是最后一批进去拿档案的,因此档案就进了湖南财经学院了。后来,很多人拿这个来打趣他。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有类似经历,比如现任人大校长的刘伟教授,他说,我高考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还有张维迎教授,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 Due 与Robert 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要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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