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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苗实:中国经济点分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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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1 13: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6.清代大儒戴震,有句名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苗实认为,是为至理,相当好。可以说,本人作为独立经济学家,一直就是如此,为了追求经济观点的独立性,始终在践行“六个距离”:与权力保持距离,与资本保持距离,与媒体保持距离,与群众保持距离,与权威保持距离,以及与我见保持距离。下来,说一说戴震难师的经历,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久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言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戴震10岁才会说话,大概是聪明蕴藏,积蓄的太久,跟随老师读书,看一遍就能背下来,每天背几千字不肯停下来,老师教《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后。(戴震)问老师:“这凭什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曾子记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学生记下来的呢?”老师回答他说:“这是朱文公说的。”(他)马上问:“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回答他说:“宋朝人。”(戴震问老师):“曾子,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周朝人。”“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师)说:“差不多两千年了。”(戴震问老师):“既然这样朱文公怎么知道这些?”老师无法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啊。”

17.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先生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表示,中国第一批出去留学的人学成归来后大多选择去学术机构,后来又有很多人选择回国创业,但是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海归到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各种社会组织来工作,参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建设工作,他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让海归人员在公共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苗实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理想,希望从现在做起,循序渐进,未来见到实效。可以说,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理想,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工作,确实需要有全球视野的开拓性创新人才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做起来非常艰难,不仅仅是决策层执政理念需要彻底更新,而且整个行政体制都需要经历一个大变革。说白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当下是时候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彻底改造了。当然,这个工作需要持续性制度创新,极有可能还需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用心做三五十年,才有可能花开满枝,硕果累累!


18.二十年前,由于在宝鸡文理学院旁边的中山书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突然看到了高鸿业教授领衔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就觉得相当有趣,想不到灵敏的价格机制竟然可以优化配置资源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竟然是通往繁荣之路以及如此宏大的国民经济竟然可以通过图表来表示甚至推导分析。可以说,我十分幸运,从那时起,就一步一步地踏进了经济学的大门,整整二十年努力下来,我已经有著述2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改革转型如是说: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学术人生沉思录:读书人原来这样》《现代达摩独自悟:学思只说家常话》。现在这个社会,信息开放了,大家上网一查,就可以了解到经济学专业的情况。可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信息那是相当闭塞,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经济学是啥。所以,当时不少人都是阴差阳错进入了经济学界。前证监会主席肖钢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他曾自述志愿是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中文比较吃香,自己也比较喜欢中文。但因为成绩不够好,当时高分是哲学、历史、中文的,财经学校是最后一批进去拿档案的,因此档案就进了湖南财经学院了。后来,很多人拿这个来打趣他。其实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有类似经历,比如现任人大校长的刘伟教授,他说,我高考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还有张维迎教授,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 Due 与Robert 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要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19.有热心网友问,苗老师,在《苗实:心志坚固就可以成名成家》一帖中,有人说,有这种精神,应该学习数学理论知识或统计计量知识。当然,楼主这种舍弃一切追求学术的精神确实不是一般人有的。请问,您怎么看?另外,又有人说,勤学是必须的,但更关键的是方向要对呀。请问,您又怎么看?我苗实回复道,第一个问题,在宝鸡文理学院物理系本科班就读的时候,数学或统计都学过,有一定基础。但是,我现在主要是搞网络创作,做科学普及,面对的是社会大众,基本要求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这样一来,物理,数学和统计的这些高大上的复杂知识自然就用不上了。而且,我觉得成功的网络创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常识和社会人生道理方面,越是短小精悍,越是通俗易懂,越是效果好。在四十岁以前,我追求学术,确实是舍弃一切。但是,四十岁以后,除了自己的主张,一定会考虑到家庭,包括父母弟妹,师长朋友,甚至是网友们的重要想法。毕竟,我必须融入社会生活,懂得人情世故。第二个问题,成名成家,需要勤奋好学,持之以恒。至于方向,譬如经济学家,根据个人情况,可以走向学院经济学家,可以走向政府经济学家,可以走向首席经济学家,可以走向独立经济学家,等等,完全可以不拘一格!


20.有资深网友问,苗老师,听说当有人怒怼您没有发表过论文时,结果您犀利回应称,我在中国做独立经济学家,著书立说,为民请命,胜过你们发100篇经济研究。事后,您觉得这话说得是否妥当?我苗实回复道,没有多大不妥当,如果要修正的话,可以把“胜过”替换成“不亚于”就可以了。常言道,物以稀为贵,你可以认真统计比较一下,在中国做独立经济学家的人多,还是发表过经济研究的人多?显然,发表过经济研究的人要多得多,而做独立经济学家的人要少得可怜,严格讲在全国极有可能不超过十人,或者顶多就是三五十人。毕竟,独立经济学家,完完全全是自谋生路,不像体制内经济学家有国家给发工资,也不像首席经济学家有投资公司给发工资。这样一来,独立经济学家,著书立说,为民请命,几乎没有收入,或者依赖殷实的家底,或者自己要打工做生意,来艰艰难难勉勉强强维持学术研究和基本生活。过去,当有人知道我为了彻彻底底做独立经济学家,两次离开正式工作(一次放弃高中物理教师的铁饭碗,又一次放弃研究院的优越工作)时说,这又何必呢,那得多受罪啊,我说这就是独立经济研究的代价,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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