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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苗实:中国经济点分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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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41.北大王勇老师,暑假去安徽旅游,拍了一张王茂荫的图片(见下图),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清朝货币理论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经济学家,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省部级”官僚,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1}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他认为,发行钞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钞币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2}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42.有资深网友问,苗老师,一路走来,听说您虽不是学院派,但是和学院派联系很紧密,是这样吗?我苗实回复道,确实,我虽不是学院派,但是和学院派联系很紧密。可以说,自从1997年开始独立经济研究以来,我一直是学院派的学生,把他们作为自己虚心学习的榜样。首先,我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多年所学所得,主要师承的就是京城经济学界四老四少诸位先生和林毅夫老师,是他们的阅历学识和智慧一步一步吸引我,扎扎实实,开拓进取,目前著述200多万字,代表作有改革转型两部曲《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改革转型如是说: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和社会人生三部曲《学术人生沉思录:读书人原来这样》《现代达摩独自悟:学思只说家常话》《观财经社会人生:大道至简方为真》。其次,白永秀老师,林毅夫老师,徐洪才老师,邱晓华老师,郑风田老师,余丰慧老师,丁志杰老师,朱为群老师,李炜光老师,董彦岭老师,李骥老师,冯剑峰老师,石述思老师,魏延安老师,何全胜老师等专家教授,为拙著《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或作序或写评语或写推荐语。最后,与林毅夫老师,鞠建东老师,王勇老师,王福重老师,奚君羊老师,冯剑峰老师,巴曙松老师,余丰慧老师,朱海就老师,王占阳老师,董彦岭老师,李山泉老师,蒲勇健老师,王福生老师,刘向晖老师,石高宏老师等专家教授交流过,或分别向他们请教过,相关内容见拙著《改革转型如是说: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说白了,没有往昔学院派各位老师长期栽培我,用心珍惜我,大力支持我,就没有我的今天,既不可能著书立说,也不可能成为学者,更不可能名扬天下!


43.中国哲学史名家侯外庐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思想史绝对不能只研究正统不研究异端,只有正统的和异端同时展现出来,才是一个真实的时代面貌。经济大家陈岱孙教授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的斗争,贯穿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了解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斗争的此消彼长的历史,是把握西方经济学整个发展过程,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前身是盛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旧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历来存在各种流派的斗争。这种流派之争分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学派同小资产阶级异端学派之间的斗争,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正统派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同自由主义学派的斗争。前一类斗争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后一类则主要是经济政策思想之争。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两大流派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主流派宝座。主流派是当政派,其理论左右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方向;非主流派是在野派,其理论对政府经济政策影响不大。资产阶级正统学派营垒中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可互易其位置的,但这种转换是由时代的性质所决定的,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的,更不可能像走马灯似地变动不居。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只出现过两次转换,从而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划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商业垄断资本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而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尚在襁褓之中。当时,西方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第二个时代是产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由亚当•斯密开其端而由马歇尔总其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则退居非主流派地位,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第三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垄断财团居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其主流派经济学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即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派地位。从30年代起,特别是战后时期,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60年代末期,退居非主流派地位的自由主义学派对陷入困境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形成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在理论政策主张上与旧自由主义学派一脉相承,大同小异,通常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区别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自由主义学派。我苗实认为,正统与异端,一阴一阳谓之道,只知道正统,或只知道异端,都是片面的。在这个层面上讲,学习研究中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熟悉,现代西方经济学也要熟悉。当然,京城经济学界四老四少诸位先生要知晓,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也要知晓。可以说,有的人物在政治上居于正统而在经济上居于异端,有的人物在经济上居于正统而在政治上居于异端,仔细琢磨,值得玩味。需要提醒的是,在中国,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立场不同,各有特色,比较研究,不可或缺!


44.有资深网友问,苗老师,我是一名经济学爱好者,在经济论坛关注您很久了,我很佩服您的专注和投入,佩服您自学成才,能写这么多书。那么,您是如何努力做到这样的?我苗实回复道,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具体讲,主要有三点。其一,个人长期坚持,大量付出。可以说,小学中学不算,先是五年大学生活,大胆完成从物理学专业向经济学专业转型,紧接着八年闭门读书,继续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习研究,然后是八年网络创作,目前著述200多万字,代表作有改革转型两部曲《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改革转型如是说:与林毅夫教授商榷》和社会人生三部曲《学术人生沉思录:读书人原来这样》《现代达摩独自悟:学思只说家常话》《观财经社会人生:大道至简方为真》。其二,父母弟妹包容理解,无私奉献。可以说,这么多年,我痴迷独立经济研究,背后有家人的大量心血在铺垫,地里活和家务活,他们全干了不说,在经济上还长期资助我,这些放在当下这个社会,相当难能可贵。其三,经济学界同仁和老师热情帮助,大力支持。可以说,自从2009年9月以来,这些同仁和老师,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时空,积极贡献各自的力量,力促我好好学习,天天进步,更上一层楼。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经济学界的力量相当大,切切实实推了我一把,在最关键的时候。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是好事。但是,还需要继续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读书研究创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如新浪微博有言,成绩的获得不是结局,而恰恰意味着下一段努力的开始。只有那些始终渴望向着更高层次攀登,并且愿意脚踏实地为之付出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释放自身的潜力。这段一往无前的历程,就是有滋有味的人生!


45.有资深网友问,苗老师,您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探讨好几年了,觉得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我苗实回复道,一句话,要理性探讨,不要走极端。譬如,说林毅夫老师主张搞计划经济,为现存计划经济遗毒保驾护航,极有可能有点过了。再譬如,说对新结构经济学提出质疑批评的人是无政府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是休克疗法,极有可能也有点过了。这一阵子,大家都在探讨吉林报告,结果林毅夫老师团队用了郭德纲的一个段子来调侃各位同仁,我觉得大有人身攻击之嫌,实在是不恰当,具体内容如下,“一个徒弟和一位评书观众就有关表演的问题争吵起来。他气哼哼地让我评理。我告诉他,第一,去给人家道歉,要尊重观众。第二,要自责,专业人士和外行掰扯专业问题,这是最大的外行行为。比如,我面对一个研究宇宙飞船的专家。我说飞船的发射需要用火柴点报纸,然后放劈柴再放煤球。这个时候,哪怕对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输了……”  前几天,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对林团队吉林报告的简短评论》,其中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与我一贯的思想基本吻合,现放在这里,希望引起关注,他如是说,如果林团队能基于对吉林省的比较优势(怎么判断,是基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相对价格是准确的吗?)确定吉林省应该发展什么产业,为什么当地的企业家却没有去发现并发展这些产业?毕竟企业家的功能正是基于价格信号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显然,企业家并不需要学者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好一个企业家。是吉林省没有企业家人才,还是如鲍莫尔所言,社会从来不缺企业家人才,缺的是发挥才能的环境。如果是前者,那吉林省把阻碍外地企业家入吉的各种障碍移去,打开大门即可;如果是后者,那政府改善制度环境,让省内省外的企业家都可以在吉有用武之地。否则,就算林团队能够事前准确把握吉林省的比较优势并给出应发展的产业也是徒劳。更何况,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事前难以把握,需要大量企业家从各个方向去试错,事后才能得出。那么,更大可能林团队的判断是错的。而基于大概率错误的对吉林省比较优势及相应产业的判断所制定的地方产业政策,无疑只会恶化资源误配、降低生产效率,阻碍经济发展。林团队报告的基准性错误在于,试图基于静态比较优势来选出一个地区应该发展的产业,以其为政府制定选择性产业政策提供依据。这无疑是把政府置于比企业和市场具有更高理性的“神坛”之上,而不承认政府也是由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在市场上并不比企业家更高明,可以事先选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这些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是受所处的制度环境提供的激励所驱动的,而并不是仁慈的“上帝”。基于这样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而界定的“有为政府”,既不能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又不考虑政府官员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必然的结果一定是“乱为政府”--制定和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由此掌控资源配置权力,从而形成腐败的土壤。我们不应忘记,在计划经济时代,全能型政府实施的正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违背中国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也是林毅夫教授过去的研究所反复指出的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经济能得到发展,林毅夫教授也准确地指出过,是因为这一阶段中国的产业发展符合比较优势。但是,不要忘了,之所以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回到比较优势的正确轨道上来,恰恰是改革开放让无数企业家能够发挥其才能的结果,是政府通过一系列变通型制度环境的营造,放松管制,为企业家发挥才能创造了环境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选择产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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